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但不可否認，民營企業依舊以中小企業為主，分布于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面臨着轉型升級的難題。一些地方政策仍舊存在實惠少、作用小、周期短等問題，出現形式主義、短期行為等現象。有效避免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的“新形式主義”，是助推民營經濟實現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舉措。

民營經濟支持政策的“新形式主義”主要表現在“量多質差”“面廣益窄”和“頻高期短”

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民營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各地區紛紛組織各類活動來提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出台政策措施來纾解企業發展所遇到的困境，這些政策措施促進了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但不可否認，一些地方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出現了“新形式主義”，包括出台相關政策但卻難以落實、組織活動但卻沒有實質性的政策舉措、政策體系過于龐雜但受益的民營企業卻不多等，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營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具體而言，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的“新形式主義”，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數量多、質量差。有的地方為了響應中央精神，積極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包括民營企業家表彰大會、民營經濟工作會議等；也出台了破解民營企業轉型升級難題的政策舉措，包括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等相關政策。這些活動和政策能夠提振企業信心、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但仍舊存在部分政策舉措含金量不高等問題，并未涉及到民營企業健康穩定發展的實質性問題，導緻政策舉措紛繁複雜但卻難以執行的問題。甚至有些地方刻意追求民營經濟支持政策的數量，而忽視了政策的質量，造成了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體系繁冗龐大，但實際質量卻差強人意。譬如，一些民營企業家反饋，國家出台扶持政策有利于企業發展，但有些政策的數量過多，反而降低了政策執行的力度和效果。

範圍廣、受益窄。不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都出台了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舉措，有利于各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但有些地區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出現了偏差，一方面對于民營企業真正需要何種政策的理解依舊沒有到位，另一方面政策執行上存在難度，導緻支持政策的對象雖然覆蓋民營企業，真正受益的企業卻很少。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依舊面臨着較大的下行壓力，民營企業面臨着如何加速轉型升級、如何破解融資難題、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民營企業家紛紛表示當前最需要的政策是簡政、減稅、降負，切切實實降低企業成本、減小企業負擔。所以，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舉措更多地應該是聚焦于優化營商環境、纾解融資困境等方面，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能夠惠及廣大民營企業。

頻率高、周期短。政策執行及其效果往往存在周期性，需要對症下藥一定時間後才能顯現成效，所以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需要連續性的政策舉措。不容忽視的是，有些地方更多的是為了響應上級号召及應付上級考察，頻繁出台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舉措，給政策的執行與落地帶來了難度，也影響了政策執行的效果，不利于民營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譬如，一些龍頭民營企業的負責人幾乎每隔幾天就要參加省、市各級層面的民營經濟工作會議、民營企業表彰大會等，會議頻率居高不下、會議内容大同小異，導緻民營企業家疲于應付。更有甚者，一些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存在朝令夕改、前後矛盾等問題，直接打擊了民營企業發展的積極性，也影響着整個經濟政策體系的完整性、合理性、可操作性，阻礙了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将會導緻三個“不利于”

大部分民營企業體量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轉型升級過程中往往遇到諸多難題。民營經濟健康穩定發展需要“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作用，即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雙重保障。但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不僅會使政策執行效果大打折扣，也會妨礙市場調節的有效應對，對企業家、企業自身以及民營經濟産生不利影響。

第一，不利于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民營企業家素來具有創新精神，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建設者、參與者。良好的民營經濟發展政策能夠有效鼓舞民營企業家，提振企業家信心，加速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然而，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将會使得民營企業家失去對政策體系的信任、失去發展企業的動力，不利于民營經濟健康穩定發展。一方面，過多的組織民營經濟工作會議、民營企業表彰大會等活動，将會使得民營企業家疲于應付各類會議，擠占民營企業家時間和精力，不利于民營企業家投入企業生産創造價值。另一方面，政策的不連續性、不合理性等都會使得民營企業發展受到限制，難以激發民營企業家創新創業的熱情與激情，從而導緻民營企業家投資信心不足，不利于民營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二，不利于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民營企業轉型升級需要政策扶持，但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會導緻民營企業轉型升級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一些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流于表面，難以真正契合企業轉型升級的需求，未能真正抓住民營企業發展中的痛點和難點，導緻民營企業不能真正享受政策所帶來的紅利，錯失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有利契機。與此同時，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頻率過高，不利于政策的連續性執行。在此過程中，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出台需要大量調研民營企業，找準民營企業發展的突破口，着力破解民營企業發展的難題、困境。同時，需要加強民營經濟支持政策的連續性，從而能夠使民營企業真正享受支持政策所帶來的紅利。

第三，不利于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民營企業轉型升級，關鍵在于激發民營企業家的創新活力。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将會影響民營企業家的創業激情與熱情，加大了民營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不确定風險，由此易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連鎖反應對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産生不良影響。不僅如此，民營經濟的支持政策是我國經濟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将會影響我國經濟政策體系的整體執行力度以及執行成效，不利于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的轉型與發展。同時，民營企業家對于政策失去信心，将會導緻民間有效投資不足，影響民營經濟發展，也會導緻我國經濟發展的後勁不足。

有效避免“新形式主義”，需将政策落在“實處”“難處”“長處”和“廣處”

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出現“新形式主義”，将對民營企業家投資信心、民營企業轉型升級、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産生消極影響。所以，支持民營經濟需要警惕“新形式主義”。具體而言，有效規避“新形式主義”需要使得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能夠落在“實處”“難處”“長處”和“廣處”。

一是支持民營經濟需落在“實處”。支持民營經濟健康穩定發展需要将政策真正落在實處，而不是流于表面，要能夠有效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要對民營經濟的支持政策做“減法”，有效減少“大而空”的民營經濟支持政策，使得出台的政策措施能夠真正解決民營企業生存發展、轉型升級中的困境。同時，也要減少不必要的表彰大會等活動，使民營企業家能夠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企業發展中去。另一方面，要對民營經濟的支持政策做“加法”，增加民營經濟支持政策的有效性、落地性以及可操作性。提高民營經濟支持政策的有效性需要政府關注民營企業發展動态，出台含金量更高的政策舉措。在此基礎上，要能夠使得政策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能夠真正執行落地并且惠及到民營企業。

二是支持民營經濟需落在“難處”。民營企業在轉型升級中往往會遇到諸多問題，而政策的出台就是要解決好這些問題，所以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需要對症下藥，能夠真正落到民營經濟健康持續發展中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民營企業産權保護、融資難融資貴、營商環境優化、破除投資壁壘、降低稅負等問題。在此過程中，就需要政府能夠當好“店小二”，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一方面，要通過廣泛調研了解民營企業的訴求，以此更好地針對民營企業的難處，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舉措，提高民營經濟支持政策的有效性。政府在調研了解民營企業訴求時，應當更加廣泛、更為及時地到企業中去，而不是簡單地召集企業開座談會，讓政府“多跑”、讓企業“少跑”。另一方面，要不斷轉變政府職能，加速簡政放權等“放管服”改革。譬如，浙江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托互聯網技術打破“數據壁壘”“信息孤島”，有效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發企業創新幹事的活力。

三是支持民營經濟需落在“長處”。任何政策舉措的執行都需要周期，由此才能顯現政策的效果，所以各地出台民營經濟的支持政策需要關注企業發展的長周期，而不是局限于當前階段。在此過程中，要減少政策數量，提高政策質量，尤其是要避免政策不連貫、前後矛盾等問題。在廣泛調研企業的基礎上，從長遠周期的角度來出台支持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堅決杜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與此同時，要發揮各地方的比較優勢來支持民營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各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有其異質性，包括産業差異、規模差異等，而不同地方的民營經濟需要差異化的支持政策。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要充分将各地區民營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考慮其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使得政策能夠凸顯地方優勢、發揮地方長處，更好地服務于民營經濟。

四是支持民營經濟需落在“廣處”。民營企業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支持民營經濟應當出台普惠的政策體系，着力破解民營經濟支持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所遇到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等問題，有效提升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一方面，民營經濟政策的實質内容要廣。不僅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中的特定性問題，譬如融資問題、産權問題等，更要從系統性的角度來解決民營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問題。尤其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市場為主體來引領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支持政策普及範圍要廣。各地方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不能局限于某幾類企業或者某幾類産業，而是要對民營企業一視同仁，真正鼓勵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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